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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钱是最大的需求,通过资本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2019-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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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之所以赚钱是人的最大需求,是因为钱与人的现实需求和发展阶段等都有关系。

    马斯洛需求理论将人类的各种需求依次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把这五种需求与经济条件联系起来,又分为三个阶段,即满足生理和安全的生存需求的温饱阶段,满足社会和尊重的归属需求的小康阶段,满足自我实现的成长需求的富裕阶段。可见,人的现实需求与发展阶段都与钱相关,钱越多越有条件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并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因此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说赚钱是人们普遍最大的需求。

    当然,这些也只是一个概率问题。由于自身素质、家庭背景、社会环境等不同,每个人的现实需求和发展阶段也不一样。富裕的人不见得能自我实现,钱少的人不一定不能自我实现。

    就自己经历而言, 在鄂尔多斯市水利工程局从事过铁路、电力方面的大口径灌注桩基础工程,扮演过施工现场总指挥角色,赚过钱;也当过内蒙古兴蒙边贸公司经理,主要是在二连浩特市与蒙古国客商做生意,第一笔生意是从蒙古国进了2个火车皮的木材,赚了4万元人民币。但是,对于我来说,很想赚钱,钱真是个好东西,我喜欢;然而,为了赚钱所做的很多事情是无奈的,是迫不得已的,简单重复性工作,身体劳累,心更受罪,我厌倦。 想想看,在人的一生中,如果为追求一种所喜欢的身外之物而过自己厌倦的使身心劳累受罪的生活,那就得不偿失、亏大发了。于是,我逐渐退出了原来的圈子,开始了新的探索。这种改变要付出代价,要承受和应付得了来自社会、家庭以及自己内心的各种不理解、质疑、不满、抱怨、困惑和压力等等。如今已经到了耳顺之年,过了大半辈子,再回过头来看看,我是幸运的,能够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用最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最感兴趣和热爱的事情,觉得是人生最大的幸福。这就是在适应商品社会关系与保持人的自然天性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当初,我在困惑、无奈、好奇、向往中想过,人们有没有可能做自己感兴趣和热爱的事情,从而成就更有价值的事业而赚更多的钱?当时觉得,在《资本论》里有赚钱的秘方,学懂了《资本论》或许就既能成就事业也能赚大钱。现在几十年过去了,读过马恩全集,学过几遍《资本论》,努力创新发展马克思理论,意识到当初的直觉是对的。

    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我们通过学习和研究能够认识和把握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令人欣慰和自豪的。诚博国际网聚焦财经、每日经济新闻网、凤凰网财经等媒体刊载过我的文章《“赌王”“豪赌”, 同输共赢——反映诚博国际经济转型发展的镜子》。我的感觉是,只有学过《资本论》,能够认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人,才会写这样的文章。

    2012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和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在经济年度人物颁奖现场立下“十年亿元”的豪赌。时过一年,两人再度同台,王健林称赞马云“更厉害了”,而马云则称对方“进步很大,转型了”。让人意外的是,两位“赌王”在2013年诚博国际经济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又见证了小米公司董事长兼CEO雷军和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的另一场“五年十亿”的“豪赌”。雷军表示,互联网时代重新做消费者营销的时候到了,5年之内,如果小米营业额击败格力,“董总输我1块钱就行了”;而董明珠则反击,“我告诉你不可能”、“我跟你赌10个亿!”

    对现在出现的这种“赌局”背后的内在本质规律,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信用的作用时说过: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中。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现代生产的动力——利用和支配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占有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资本集中规律的微妙之处在于,一方面看似占有资本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资本属于个人拥有是虚拟的,而只有转化为社会生产能力才是现实的。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具有可分离性,而拥有使用权比拥有所有权更重要、更现实。在社会总资本不断高度集中、直至达到极限的过程中,只是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从资本的所有权的高度集中与资本的使用权的全民人格化的角度来看,马云和王健林、雷军和董明珠这些“赌王”的“豪赌”,结果一定是同输、共赢。

    先说同输。他们的输赢靠市场竞争来决定,由竞争和集中的规律来决定。马克思说:“不管已被采用的生产资料的力量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资本从这种力量中得到的黄金果实夺去:竞争使商品的价格降低到生产费用的水平;也就是说,越是有可能便宜地生产,即有可能用同一数量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品,竞争就使更便宜的生产即为了同一价格总额而提高日益增多的产品数量,成为确定不移的规律”。竞争的规律迫使“赌王”坐卧不宁,无论他们的技术多么先进,生产能力多么强大,竞争总是要把在竞争中得到的东西,在更大规模的竞争中再被夺去,而且已经“把他为对付竞争者而锻造的一切武器倒转来针对他自己”;“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现代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

    后说共赢。“赌王”的资本在更大规模的竞争中再被夺去,是因为新的更高一级的劳动生产和经济组织方式将会形成,能够有效协调和整合阿里巴巴、大连万达、小米公司、格力集团的各种资源和实际利益,使资本形成更大的社会力量。如马克思在谈到“股份公司的成立”时所言: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社会的企业。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3.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而这个资本所有权就同现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象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在股份公司内……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对于资本家为建立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的过程,马克思说:“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

    只要存在资本,就必然会有管理和执行“资本”社会职能的专“家”即资本家。马克思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资本的存在理由和历史任务是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资本家是利用资本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在为一个不再需要资本的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的全过程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存在资本的理由,只是资本主义资本具有盲目性,表现为“不自觉”,而社会主义资本将内含科学性,表现为自觉而主动。在资本主义,主要靠私欲、贪婪、竞争、剥削获取剩余价值,而在社会主义,主要靠大公、理性、合作、奉献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通俗讲,真的想为人民服务的人们形成合力,自觉、主动、科学地应用资本的运作规律,为一个不再需要资本的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那就是学科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而这方面的理论创新将是人类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中的最大知识增量。

    人类要构建利益和命运共同体,那么必然在全球性的主体、空间、制度、价值等维度相对接与融合,各国人民必然会彼此理解、相互包容乃至促进“全球两制”一体化融合发展,而人类能够共同从盲目资本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平稳、和谐转型发展的重要标志,将是改变资本的内在实质,体现人的主体地位,发挥资本的工具作用。

    马克思说:“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成资本。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

    其实,是过积累起来的劳动支配现在直接的活劳动,还是现在直接的活劳动支配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这取决于哪个能量更大。我们从三个方面能够看到改变资本实质的必然性:1.科学文化是在过去劳动中形成和积累的,同时也是现在直接活劳动所掌握和发展的,因此当科学文化成为第一生产力并在生产力体系中发挥决定性的指数效应,而且科学文化成为改善社会生产关系的第一法宝时,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将有条件有智慧有能力支配过去积累起来的劳动;2.当只有在创新和共享中才能无限增值的科学文化,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本主体时,这种共享性和无限增值性决定了,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在创造剩余价值时,便可以使社会资本具有为未来活劳动提供服务的功能;3.随着现在直接的活劳动具备几十天之内就能够使真正有价值的科学文化总量翻一番的能力,随着资本具有为直接的活劳动提供服务的功能,人类不仅可以改变资本实质,而且还能够通过不断提高可共享的社会公共产品比例和总量,来逐渐淡化并最终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资本属性。

    (本文系《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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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1960年出生。现在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没有党派,认为存在区别于老百姓的各种党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党派就是最大的党派;认为无须什么人、什么党派来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民群众自己可以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学习马克思理论与政治和党派无关,它所揭示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编、著出版《我们最喜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名言》、《包海山论文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获鄂尔多斯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书籍;发表《“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诚博国际》、《灵气活化“资本论”——试让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体现巨大经济价值》、《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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