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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的成功验证了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
2019-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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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正非说:华为能够走到今天,得益于分钱分的好。他在华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贡献,要说有贡献,就是在分钱上没有犯大的错误。那么,任正非认为的分钱分的好的华为是怎么分钱的?怎么就没有犯大错误?

    打开华为人力资源管理纲要,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分配比例,就是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比例,这个比例被硬性的规定为3:1。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华为,劳动所得是大于资本所得的。而且在华为,由于结构的特性,所谓的资本所得,实际上也就是那些劳动者的劳动所得,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劳动所得,是他们的劳动积累所得,是死劳动所得。当然,这样的死劳动所得,和其它的死劳动所得也确实没有什么不同,都是资本所得。

    在认识企业的利润分配上,如果我们能够打破错误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禁锢,消除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华为,去看任正非的价值观、分配观,我们就可以看到,任正非的价值观和分配观,实际上是倾向于劳动观的。在华为,劳动价值观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向奋斗者倾斜是华为的主流价值观,实际上也就是我们过去坚持的劳动价值观。只不过在华为,在企业层面,过去的劳动者,被更具竞争性的奋斗者所取代。

    在改开前,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人们都认可按劳取酬,都去力争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合格的劳动者,是所有人的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是一个人人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最基本的经济概念,是一个已经在诚博国际社会普遍建立起来的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人们也是根据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这样一个人人认可的经济道德和经济伦理,去构筑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并且在这样一个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下、遵循这样一个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生活和工作的。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劳动者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各级公务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都要为人民服务。

    改开后,这样一个价值观,这样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这样一个经济伦理和经济道德被颠覆了,人们的思想也就被彻底搞乱了。特别是在一些领域,在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实际上的西方政治经济学信徒们的鼓噪下,开始模仿西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搞私有化改革,建立所谓的现代企业治理模式,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和概念,就更是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并且在一些所谓的成功面前,被彻底颠覆。人们逐渐的开始放弃劳动价值观,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实际上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信徒们,也开始大批特批劳动价值观,并顺带向人们传播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观。

    不论是我们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还是企业的管理和治理结构,都是根据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观这样一个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来进行设计和构筑的。整个社会分配和企业的内部分配,都是根据这样一个价值观来进行主导。甚至我们的经济统计,也是根据这样一个价值观来进行统计设计的。百姓的价值观,也在这样一个大潮中慢慢的被侵染,被改变,人们开始崇尚效用价值观,开始轻视劳动而重效用、重财富占有,特别是重资源占有,进而重投机掠夺和垄断投机掠夺。

    反观华为,之所以能够做到把钱分的好,在分钱上没有犯大错误,则是因为华为没有受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没有听从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实际上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信徒们的鼓噪,而是在坚持劳动价值观,坚持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坚持按劳分配,坚持内部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向奋斗者倾斜,而不是由资本独裁垄断分封。而且华为这样的坚持,不仅体现在精神层面,也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结构层面,建立了其特有的内部治理结构,并贯穿始终。

    由于华为坚持劳动价值观,坚持内部分配向劳动者倾斜,向奋斗者倾斜,也就使得华为的利益导向,在劳动者层面和资本层面趋向了统一,也就规避了传统的现代企业治理模式所具有的利益矛盾,降低了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使得华为具有了强大的组织力和动员力,使得华为具有了压倒性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也是华为的叛逆所在,是华为的罪错所在,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华为进行封锁打压的根本原因所在。因为美国在全世界推广的价值观,是主观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观,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是美国的意识形态核心。华为如此的行为,就是在颠覆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和美国搞对抗,说到底,就是要建立和美国相对抗的利益分配导向,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也是那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实际上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信徒们,以及他们服务的既得利益者们所不能接受的。

    劳动价值观并不是马克思发现并建立的,而是马克思从古典经济学那里继承来的。劳动价值观最早体现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的一句口号,那就是“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后来被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一些经济学家接受,并通过其经济理论研究成果的传播,特别是经过李嘉图等人的抽象,初步的建立了起来。马克思不仅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这个经济学核心和基础内容,还对劳动创造价值进行了重新解释和定义。尽管马克思的这个解释和定义依然来自于李嘉图,这个解释和定义还是不那么科学和清晰,但这个科学的价值判断,通过马克思经济学的建立,开始在一部分人群中进一步的传播开来。

    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观,是和劳动价值观相对立的价值观,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价值观。最早也是体现在一个叫N?巴本的英国早期经济学家的思想里,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用之物,便无价值”。后来的意大利经济学家F?加里亚尼、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等,都坚持用效用价值观作为基础来建立和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并传播这样一个价值理念,但并没有什么进展。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需要找到一个核心价值观来对抗劳动价值观,而沉睡了几十年,19世纪70年代诞生的所谓边际革命,为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观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边际三杰之一的门格尔的两个女婿,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努力,建立起了边际效应价值论,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最终建立起了经济学的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观基础。

    比较劳动价值观和效用价值观,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由于劳动价值观具有其客观属性,比较效用价值观的主观属性,劳动价值观更具科学性。问题在于劳动创造的价值的是否存在,和在什么样的哲学思想下去认识和理解劳动和效用,理解价值。实际上的效用是一个价格基础,而不是价值基础。如果我们从政治经济学上去认识价值,特别是从西方政治经济学上去认识价值,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上去认识价值,从科学与伪科学上去认识价值,从经济科学的严肃性和庸俗性上去认识价值,那么,作为庸俗的经济学的西方政治经济学是可以把价值、价格、效用等质看待的。但人们最后看到的,实际上并不是价值,而是充当价值的价格。真正的经济学的价值认定,就是劳动,是凝结在人这个人类劳动产品上的人类劳动。除此之外人们认识的、或称其为价值的价值,都不是价值,而是从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价值,经过劳动赋予它们的不同效用。

    因此,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就是应用经济学领域,在其它社会领域,我们可以把效用看做价值,但这个效用不能是主观效用,而必须是客观效用;这个价值不是经济学范畴的价值,而是属于效用范畴的价值。我们可以用效用来建立经济学解释经济现象和揭示经济规律,但这个效用必须是建立在价值创造基础上的效用,也就是人的劳动基础上的效用,而不是人的主观需要、主观偏好。真正的价值是有特指的,是唯一的,既是劳动的体现,也是劳动的凝结。没有人类的劳动,就没有价值。但没有人类的劳动,一些客观存在的自然物也是具有它们不同效用的。人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认识自然、认识自然物的效用,并通过劳动去创造新的效用及效用组合组合,来为人类服务。效用的认识来自于劳动,也服务于劳动。人类通过对效用的认识来认识价值,最后认识人类自身。

    导致任正非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的诚博国际,正是劳动价值观处于主流地位、并且进行了大力弘扬的这么一个时代。如果我们考察诚博国际的历史和经济史,历史上的诚博国际,尽管处于农业分封时代,但诚博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一直是劳动价值观。诚博国际社会的经济道德和经济伦理,一直是劳动价值观主导的。诚博国际一直是一个重视劳动而轻视商贸的社会,诚博国际人对劳动价值观,一直有着一个朦胧的、朴素的承认,而对主观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观,一直有着一个鲜明的拒绝和反对。人们崇尚劳动而反对投机,坚持按劳取酬,认同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们鄙视那些贪婪的掠夺者,人们咒骂那些进行投机的人,咒骂那些靠垄断资源来进行垄断投机和进行不公的垄断分封的人。人们向往着自己的劳动创造得以承认,人们尽管接受着分封,但更希望这些分封能够依据劳动而分封的更加公平。

    新诚博国际的建立,以人民共和为标志,以资源公有为核心,也就实现了资源的公有共享,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实现了按劳分配。尽管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还有待于提高,按劳分配的经济学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实现,但人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已经转移到科学的经济学状态下,转移到在科学的价值观指导下开展经济活动的状态下。改革开放,不过是化小资源占有单位,其本意,还是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提倡劳动致富,反对投机和垄断投机。而在任正非开始进行创业的改开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时代,一方面依据化小经济核算单位开放资源,允许私人创办企业组织劳动,另一方面也还是希望能够坚持劳动价值观,希望人们凭借劳动和组织劳动来创业致富。而这样的组织劳动,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劳动价值观,坚持按劳分配,也就成了考验一个投资人,是做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组织劳动的企业家,还是做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占有劳动的资本家的分水岭,是检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开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标志。甚至是决定我们诚博国际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指导,是走向科学,还是跟着西方走向庸俗的一个本质性考验。

    更多的人依据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开始建立资本家占有劳动进而进行垄断分封的企业治理模式,而任正非坚持劳动价值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一方面顺应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开始自我奋斗创办企业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和建设。另一方面则继续坚持劳动价值观,进行新的企业治理模式的探索,而不是跟随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改变而进行投机,也就使得任正非的探索更显另类,其结果也就更具创新性意义。依据劳动价值观创办企业的任正非,放弃了现代企业治理模式,建立了资源和劳动共享的新的民主治理模式。其成败,实际上是在检验着两种价值观的正确与否,检验着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取得成功与否。

    按西方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任正非是不应该取得成功的。或者说,按照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学理,任正非这样的做法,不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寻求取得经济上的成功,而是在进行政治投机。所以,他们认为任正非的成功,不是在西方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创业的成功,而是有着军方背景的,有政府支持的政治投机,是必须加以制止的,是必须加以剿灭的。但我们今天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任正非的成功,既没有军方背景,也没有政府背景,就是其坚持劳动价值观的成功,就是在证明劳动价值观的正确与科学。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加给华为和任正非的那些不实之词,都是他们为了维护其核心价值观,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为了他们的意识形态斗争和统治需要,强加给华为和任正非的。是对华为和任正非的一种污蔑,是不愿意也不能承认华为的成功,不愿意也不能承认劳动价值观正确性和科学性的一种不得不采取的下流手段。

    任正非和华为的成功,验证了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学基本判断,那就是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是价值创造的根本,按劳分配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是符合科学经济学原理的。坚持劳动价值观,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是我们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最基本的常识和经济道德伦理。坚持劳动价值观,也符合市场经济道德和伦理,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违背劳动价值观,违背按劳分配原则,崇尚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观,搞投机和垄断投机,既不符合经济道德和经济伦理,也不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则和道德伦理。在效用价值观下进行投机和垄断投机,尽管可能会一时得逞,但终究是要使经济走向崩溃,使企业走向破产的。华为的实践证明,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排斥劳动价值观,并不排斥按劳分配原则,反而偏爱劳动创造,偏爱按劳分配,只不过这时的按劳分配有了一个新的体现形式,那就是市场原则下的按劳分配,就是资源的有偿使用。自由市场经济真正排斥的,是唯心主义主观效用价值观,主观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观,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经济学主因。

    华为是一种经验式的探索,所以,任正非也很小心,并没有说华为的成功是他分钱分的好,而是说华为能够走到今天,是他分钱分的好。华为三十年的奋斗很亮眼,很成功,也很另类,所以,也就既招致人们的艳羡,也招致一些人的敌视,更多的是招致人们的疑惑,都在猜想华为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实际上很简单,华为能够走到今天,华为能够成功的最本质原因,就是他们坚持劳动价值观,坚持价值的劳动创造原则,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坚持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坚持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道德伦理。有了这样一个常识,坚持这样一个道德伦理,就能够让你把企业做的更符合科学的经济学原理,更符合市场竞争原则。丧失了这样一个常识,违背这样一个经济道德伦理,走到了劳动价值观的反面,你的企业就必然是违背经济学原理和经济规律的,就必然的要走向投机和垄断投机,也就必然的在该出现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出现问题。企业是如此,社会也是如此。

    实际上人们也都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也都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但由于价值观错乱,由于意识形态的逐渐西化和固化,由于文化和社会地位的羁绊,人们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些特权,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一些既得利益,更不愿意放弃业已获得的统治权。特别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人们一方面不断的引入绩效考核系统,强调要按绩效进行分配,实际上就是按劳分配。另一方面却并不想在企业结构上予以体现,而是寄希望通过管理,也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加以实现。实际上这样的所谓按绩效分配,不过是希望在占有劳动的老板手上,把分封做的更公平些罢了,而不是心甘情愿地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特别是不愿意在结构上遵循按劳分配原则来建立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这就导致结构和技术是两张皮,无法贴在一起,结果一定是技术服从于结构,技术被扭曲,最后导致技术手段失效。这是所有实体经济企业幻想通过绩效指标考核来实现企业分配合理化,实现对员工进行激励最后都走向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华为的结构创新使绩效管理能够发生效力的本质所在。

    任正非的成功,或者说他分钱分的好,好就好在他不仅在管理上,在技术上,强化绩效管理,遵循按劳分配的原则,而且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也同样的遵循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学原则。我们学华为,我们研究华为,我们欣赏华为,就应该从结构上去学、去研究、去欣赏,而不是从管理上、从技术上去学、去研究、去欣赏。华为模式的最核心创新,不是在管理上、在技术上进行创新,而是在结构上进行了创新,这是改开以来所有企业的管理创新所没有体现出来的。这个创新就体现在华为把劳动价值观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把按劳分配原则,作为企业的分配原则,用劳动价值观作为指导来构筑企业治理结构,承认价值创造,是劳动者创造的,是奋斗者创造的,而不是资本创造的,这是华为不同于所有其它企业管理创新的地方。

    有人会提出质疑,华为的分配比例是3:1,那个3是按劳分配的,那么那个1则是按资本分配的。而按照劳动价值观,按照劳动创造价值,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依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应该是完全按劳分配,其内部分配应该是归所有劳动者所有,资本是不应该参与分配的。这个矛盾怎么解释?这怎么能说华为分钱分的好?在分钱上没有犯大的错误?这不是大错误吗?或者说怎么能说华为坚持了按劳分配原则,不还是在坚持按资分配的原则吗?起码是按资和按劳分配相结合才对呀?华为的成功,怎么能说是坚持劳动价值观和按劳分配的成功?起码是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相结合结合的好的成功。

    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实际上很简单,关键是我们能不能从真正的认识和理解市场上来认识,从错误的唯心主义效用价值观上完全走出来。关于对这个疑问的解释,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给大家介绍。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加关注,继续参与我们对华为的解读和讨论。

    最后还是要广告一下,由河南复兴经济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开发的《复兴企业治理模式暨华为模式培训教程》已经开发完成。由于这样一个培训教程还是一个探索性的实验培训课程,暂时还不适合举办公开课培训,只针对那些具有需求的企业进行交流学习,欢迎有意要做任正非那样的企业家,有意要学习华为模式的企业的领导者,有意要了解复兴企业治理模式的企业老板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可以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学习,加深对华为模式的理解,建立对复兴企业治理模式的认识,认识华为模式和复兴企业治理模式的同质性,区别华为模式暨复兴企业治理模式,同现代企业治理模式、也就是现代企业法人治理模式的不同,看到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去建立适合你的企业的企业治理模式。

    人类正在走向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不仅是技术创新的时代,也是制度和结构创新的时代,不仅是关心投资者利益的时代,还是要重点关注劳动者利益的时代。没有结构和制度的创新,就不可能很好的支撑和保障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一个商机,结构创新同样也是一个商机。因此,我们愿意和更多的企业家一起,来探索结构和制度创新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这样的探索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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