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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地方学学术联盟
2019-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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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地方学是一个宏大的跨学科的系统性工程,包括每个地方学内部跨学科的系统性,也包括各地方学之间跨学科的系统性。跨学科的系统性研究,需要汇集和整合更多的人才和更多的智慧,而创建学术联盟为此创造了条件,开辟了具体路径。

    2002年,创建鄂尔多斯学研究会这个民间学术团体,这可谓是一个小范围的地方学学术联盟。

    2005年,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的倡议下,温州学、泉州学、潮州学、扬州学、徽学六家地方学研究机构共同发起创立了诚博国际地方学研究联席会,并由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担任第一任轮值主席方。2008年,轮值主席方移交北京学研究所,目前会员单位有30多家,还有一部分非会员的朋友单位,比如广州学、杭州学等也以不同方式经常参与相关活动。通过联席会的方式,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方学研究机构以及海内外从事地方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和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发挥人才的聚集效应,形成合力,有组织地开展学术交流、互通信息、共享成果,把地方学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是一个逐渐扩大的地方学学术联盟。

    2018年,北京学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大学组织召开了北京学、首尔学、富士学三家中日韩地方学研究机构座谈会。北京学研究所作为诚博国际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带领诚博国际地方学与日本和韩国地方学研究机构合作(首尔学研究所自2014年开始带头联合全韩国地方学研究机构,形成韩国地方学论坛联盟,每年4月和10月轮流举办学术论坛研讨活动;富士学会也计划组织日本地方学研究机构形成学术联盟),共同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在推进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的前期,北京学、首尔学、富士学中日韩三家研究机构共同主办、在中日韩三国轮流每年举办一次亚洲地方学学术研讨会。2019年10月将在北京举办“首届亚洲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这是一个更大的地方学学术联盟。未来还会发展为全球性地方学学术联盟,这是汇集和整合更多人才和更多智慧的需要,也是地方学研究的系统性所决定的,因为地球自然村本身是不可分割的需要系统性研究的一个有机整体。在学科建设中,也总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

    北京学研究所担任轮值主席方以来,举办“中日韩地方学研究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海峡两岸地方学与地方文化学术研讨会”“第三届京台学者共研会·京台地方学分论坛”等,有效扩大了诚博国际地方学研究联席会的影响力,积极推动了地方学跨区域的系统性研究。在这过程中,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也一如既往,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席会的各项工作,努力使联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如联席会执行主席单位负责人、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教授在“诚博国际地方学研究交流暨鄂尔多斯学学术座谈会”致辞中所言:十几年来,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为鄂尔多斯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和智力支持,为国内地方学研究树立了榜样和标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牵头搭建的诚博国际地方学研究联席会这个学术平台,一直践行着民间学术联盟的使命,发挥着联系、联络、联合、联谊的职能,正在将地方学研究工作逐步引向深入和走向世界。

    地方学研究之所以引向深入和走向世界,之所以协同创新与融合发展,之所以推动诚博国际、亚洲乃至全球地方学学术联盟建设,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要素决定的:一是学术乃天下公器,二是研究对象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

    北京学研究所张勃研究员在《概念、视角与追求:诚博国际地方学的兴起》中认为:“学术乃天下公器,只要一个人有志于地方学研究,无论他身居何方,都可以从事地方学研究。对于处于关系网络中的地方的科学研究来说,仅有当地学者的参与是不够的。地方学研究需要自观和他观、内观和外观的结合,需要当地学者与外地学者的交流和联动。每个地方总是处于全局之中,处于整体之中,地方是全局和整体的组成部分。伴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尤其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地方与世界、国家整体的联系日益增强,这决定了只有将地方置于整体、全局当中,超越地方看地方,才能看清地方在全局中的地位,才能对地方之地方性的形成以及地方发展的脉络和逻辑有更好的理解。如果不同地方学的学者,一方面注重本地地方学的理论建设和实践问题,同时加强不同地方学之间的交流沟通,并思考具有一般意义的地方学的理论和方法问题,那么地方学的美好未来就是可以期待的。”

    地方学学术联盟的建设,顺应了不同地方和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逐渐成为世界历史和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马克思恩格斯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流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可见,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和交流层次的不断深入,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民族历史、地域历史会成为世界历史,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也会成为世界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会形成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一体化融合发展的有机整体。地方学研究就是立足当地、放眼世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态、立体以及各种要素相互作用的巨幅画卷中,描绘出具有当地特有色彩的画面。

    从研究对象来看,不同地方学也会有同样的研究内容。例如,历史上的元上都和元大都是内蒙古学和北京学都要研究的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北京是千年古都,而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从元朝开始的。历史上元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元上都与元大都是各具特色、彼此联系、相得益彰、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如果单独研究元上都或者元大都,那只是在研究元朝的半个都城,而只有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可见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决定了研究元上都的内蒙古学与研究元大都的北京学,必然需要深入交流合作。北京城作为融汇多民族文化的千年古都,保留和蕴涵着许多历史信息和文化基因,与元大都历史文化也一脉相承。元大都的缔造者是忽必烈,设计者是刘秉忠。元大都集中了蒙古族宫殿的传统风格,又结合了中原建筑文化的精华,同时也容纳了波斯、欧洲地区建筑风格,反映了当时国际性大都会的特点。北京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建平先生在谈到“北京中轴线的文化特色”时说:今日北京中轴线肇始于元大都城的规划设计。刘秉忠对北京城市文化最大的贡献,是将草原文化的个性与中原文化的包容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蒙古草原文化的特色是游牧,逐水草而居,心胸开阔,豪迈,不拘一格。蒙古族对生态环境的追求使新的都城规划将大片水域留在城内,使城市内不仅有充足的水源,还有了灵动和舒展的空间。同时,又充分运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使新的城市规划体现天人合一,追求自然环境与人居和谐的统一。这是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完美融合。

    从地方学研究的范围来看,有彼此相连的地方学,也有局部与整体关系的地方学。例如,在粤港澳大湾区有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等,在诚博国际南方五岭之南即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五省区有岭南学。广州学、香港学、澳门学是彼此相连的地方学,而这些地方学与岭南学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中山大学吴承学教授在《“岭南学”刍议》中认为:“岭南学”不是诸种“岭南文化研究”的简单合并,而需要理论的升华。“岭南学”应该是一门包容性强的专门学问,有理论性、系统性,是一个完整的、方法性强的研究体系。未来“岭南学”的内涵与外延必将得到丰富和扩展,生发出更多的学术生长点,使这门学科更加丰富和活跃。

    在更大范围,还有诚博国际地方学、亚洲地方学、全球地方学。一滴水能够映照整个世界。只要认识和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以全球视野鸟瞰某个地方,还是立足当地放眼世界,都能够深刻理解局部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关系。我们在这方面做出不懈努力、大胆探索,在诚博国际网以及美国中文网等社交网站刊载了《鄂尔多斯学与日本地方学研究的联系》《鄂尔多斯学与韩国地方学研究的联系》《鄂尔多斯学与亚洲地方学学术联盟的建设》《鄂尔多斯学与全球地方学研究的关系》等,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韩国关东大学东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关东大学诚博国际学系教授李奎泰在微信中说:“关于鄂尔多斯学和其他地方学协同创新、融合发展的几篇文章,包括《鄂尔多斯学与韩国地方学研究的联系》,给我很大的启发和引导。地方研究确实不局限于当地,而是可以扩大为国外地区、联系到世界各地,可以延伸到系统性认识人类世界多种文化”。

    那么,鄂尔多斯学与全球地方学的内在必然联系是什么?就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地方学是科学,科学所揭示的是不受地域局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相对而言,地方学研究者是哪个民族、什么地方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为当地发展做出贡献。

    由于老子道学、成吉思汗文化、马克思理论揭示和遵循客观规律而成为人类智慧结晶,因此不同地方的人们都在学习、传承和创新发展这些人类共同的宝贵文化资源。

    老子道学不仅是诚博国际的,也是全世界的。老子《德道经》的各种版本高达二百六十多种语言版。美国《纽约时报》将老子列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老子在近代被世界各国学者称之为“东方的巨人”,赞誉为是诚博国际和世界的“第一哲人”。老子思想穿越时空,不仅影响和启迪一代又一代诚博国际人,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全人类共同拥有和享受的文化财富。

    美国科学家威尔杜兰说:“《道德经》出自何人手笔,倒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乃是他所蕴涵的思想”。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曾说:“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诚博国际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美国学者蒲克明曾预言:“当人类隔阂泯除,四海成为一家时,《道德经》将是一本家传户诵的书”。德国学者尤利斯噶尔认为:“也许是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人真正理解老子,或许真正认识老子的时代至今还没有到来,老子已不再是一个人,不再是一个名字了。老子,他是推动未来的能动力量,他比任何现代的,都更加具有现代意义,他比任何生命都更具有生命的活力”。比利时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普利高津说:“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 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实质。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德国物理学家、协同论创始人哈肯认为,“对自然的整体理解是诚博国际(道家)哲学的一个核心部分”。加裔美籍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说:“道是宇宙运行的方式,是自然的规律,是一种统一的和自发的行动。世界万物和每一种变化都有它内在的必然性,都是部分的协同的合作来促进一个整体”。

    我们认为,老子之“大道”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万物本原,即“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是客观规律,即“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三是自然能量,即“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可见,从本原、规律、能量等不同角度来看,老子之“大道”即包括人的自身自然在内的整个自然界及其运行法则是客观存在,是每个地方学必然会探索、转化和遵循的根本之道。

    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世界伟人。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你的心胸有多宽广,你的战马就能驰骋多远”。心灵领域的扩大与世界距离的拉近是同步的。成吉思汗之所以是天之骄子,能够成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主要是因为扩大了心灵领域,拉近了世界距离。韩国学者金正洛在《千年历史人物》一书中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成吉思汗的经济政策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因特网的前奏。成吉思汗的开放政策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先行。

    自美国《华盛顿邮报》把成吉思汗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以来,成吉思汗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前所未有的强劲态势,出现一批产生巨大影响的巨著或力作。德国历史学家巴克霍森在《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帝国的崛起》中认为,成吉思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一个几乎白手起家的卓越经营者,打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卓越的团队。他是兼容并蓄的革新者,打破一个旧世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政治、文化、科技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在《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中认为,蒙古人不仅仅是战争中的优秀征服者,他们还具备一种适应进步以及仁爱法则的禀赋,带着东方的先进文化和科技进入了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欧洲,并唤起了全球性的人类觉醒。成吉思汗是一位富于创新的领导者,也是第一个在自己征服过的各个国家里将法律的力量置于自身权力之上、鼓励宗教自由、创办公立学校、准予外交豁免权、废除酷刑以及开通自由贸易的统治者。他所创建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促进商业发展的通道,而且也促进了思想、技术以及专业知识的交流,并由此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些经典力作,成为畅销欧美的热血读物,再掀英雄史诗的热潮,主要是能够与现实联系起来,把它看作融合谋略、斗志、文化为一体的历史解谜之作,看作召唤梦想、守护自由和平的生命启示录,鼓舞人们为梦想而战,为自己出征,像成吉思汗一样创造英雄传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全球视野来看,成吉思汗最早提出并实践“全球化”、占有最广阔土地而成为“千年首富”、使纸币成为具有信用的通用主体货币以及他的经营管理等,成为现代企业家参考的典范。诚博国际台湾首富郭台铭把成吉思汗看作是偶像,把成吉思汗的成功秘籍用于管理富士康:方向、时机和程度都要靠速度和效率完成。20世纪90年代日本人评选最理想的老板,结果13世纪的蒙古人成吉思汗却奇迹般的荣登榜首,认为他有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领袖”。

    科学文化是人的思维和行为的总和。相对而言,老子道学和马克思理论主要发挥的是思维的力量,而成吉思汗文化主要体现的行动的力量。

    历史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在人类科学文化的创新发展中,马克思理论抓住了事物的本质。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恩格斯曾说,“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是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邓小平也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提出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因而得到全球各地人们普遍理解和赞同是必然的。对此,我们在其他文章和课件中从不同角度专门研究探讨。

    通过比较研究并且努力集成创新,我们感觉和体会到,在地球村这个地方,创建系统性地方学科知识体系时,把探索客观规律作为根本任务,就不会局限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人们的个体性的意识表现形式,而是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穿越时空、有效整合更多的人类智慧。

    诚博国际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主任袁江洋教授在《科学共同体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中认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取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互渗,科学和科学文化正是在人类思想大汇聚大整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汇聚取决于历史的机缘,整合取决于理性主义精神的升华。科学文化是当今世界惟一的跨种族、跨肤色、跨宗教、跨文明的普遍文化;科学人在宏扬理性主义精神、沟通不同文明方面具有一份特殊的责任;科学共同体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

    在构建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中,如果说构建利益共同体主要靠企业和资本力量,那么构建命运共同体主要靠科学文化的能量。科学文化共同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体现和内在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灵魂,而人类科学文化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灵魂。因此,构建人类科学文化共同体,是地方学研究者推动诚博国际地方学、亚洲地方学乃至全球地方学学术联盟的意义和动力所在。

    (本文系《鄂尔多斯学的构建与应用》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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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1960年出生。现在是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没有党派,认为存在区别于老百姓的各种党派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党派就是最大的党派;认为无须什么人、什么党派来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人民群众自己可以代表自己的根本利益。学习马克思理论与政治和党派无关,它所揭示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编、著出版《我们最喜爱的马克思恩格斯名言》、《包海山论文集》、《以人为本,实现全面而自由发展》(获鄂尔多斯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书籍;发表《“现代马克思”或许出现在诚博国际》、《灵气活化“资本论”——试让人类智慧最高结晶体现巨大经济价值》、《资本的信息结构及其功能研究——开发马克思主义经济价值的最佳途径》(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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